早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个案监督就已出现在监督法草案中。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随着执政理念的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逐步升华为核心价值观的层面。
二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并重。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涵民主与法治、发展、治理等的辩证关系，外显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四）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和国家权力建构的特殊表达，也包含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执政的实践探索的理论提炼和制度升华。
中国宪法上的民主经过了一个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生动实践中，可梳理出中国宪法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历史、理论、制度与实践逻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逻辑的重要制度载体。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将宪法这一规定具体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最近黄明涛教授不但建议使用宪制性人大立法这一概念来统称此类法律，而且主张宪法具体化理论只应在此领域适用。[57]毕竟，基于编制规模、立法期限、知识储备、审查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要求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有限的审议期限内，对每部法律草案所有的涉宪性、合宪性问题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并非易事。[30][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5、204页。其二，各领域的法律要么由人民及其建制化代表制定，要么必须获得人民及其建制化代表认可，否则便不具有法律效力，正是在此过程中，不但所有的法律规范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规范体系之中，而且成文宪法典在规范位阶层面构成了国内法秩序的最高规范，在规范内容层面则构成了国内法秩序的根本规范。
因为该条中对于法律应当按照宪法制定（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这一限定词，清楚无疑地表明该部宪法是全国最高法律中的最高法。[42]不过，具体如何在立法技术层面确定宪法依据条款的设置标准或原则，共识是有限的，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见。
即使规范内容较少的美国联邦宪法，其第2条第1款关于国会可决定选出选举人的时间以及选举人的投票日期，该日期须全国统一之规定，也属于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的内容设定性条款，对于该规定的实施，不得违反是不足的，立法机关需要通过积极的立法形成予以落实。如果上述论证可以成立，那么当新《立法法》将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双说明机制正式纳入现行法体系之后，新出台的法律就失去了继续设置宪法依据条款的必要性，因为该条款所承载的维护宪法权威性和法秩序的统一性功能已经完全可以由前者担当。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意义。[24]成文宪法典上述规范内容层面的变化，固然与各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领域存在客观差异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20世纪之前的成文宪法典是建立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分基础之上的。
[25][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页。如果宪法被定位为旨在维护整个政治统一体存续和发展的根本法，那就需要将其规范内容扩展至传统由私法进行规范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如果上述结论可以成立，那么对于整个法体系而言，将宪法与其他下位阶法视为法体系的总则/分则关系是否可行呢？有意见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这会导致宪法全能主义或宪法全面主义。最后，该机制还可以为法律实施阶段合宪性争议的解决提供坚实基础，因为相关法律的适用主体（包括复议、诉讼、仲裁等等环节的各方参与主体），可以从该合宪性说明中知悉法律起草和审议机关认定相关条款具有合宪性的具体理由，从而在个案中判断下位阶部门法所涉及的合宪性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是如何解决的是否存在判断失误等问题。
在当时的宪法体制下，教会、领主、家族等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私人对民众的统治功能基本都移交给了国家，因此社会才被允许通过市场机制和自治原则进行自我调控。相对于法律草案合宪性说明制度而言，宪法依据条款只是落实宪法内容设定性规范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的次优立法技术方案。
[56]最后，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参考法律草案提出机构的合宪性说明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说明，依法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和表决。[36]此时，惟有通过立法具体化将宪法规范落实到下位阶部门法中，宪法才能得到完整有效地实施，立法机关的宪法义务才得以完成。
[17][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7页。[57]参见陈玉山：《法律案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事项与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这种方案认为，行政法应设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物权法》和《民法典》则不需要。对于这一问题，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则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对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以及相应的社会义务作出了广泛的规定，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也依据社会国原则规定了所有权的公共福利义务、义务教育、公共经济、社会保险等制度。的说明——2020年2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号。
为了落实这一规定，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30]在理论层面，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在于宪法作为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比如，有学者质疑到底是规范内容还是意志行动，才是另一规范的直接效力来源？[31]厘清这种理论的含混和模糊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其会对宪法的实施方式、下位阶部门法的内容形成以及立法技术等诸多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
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1条规定：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按照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或者第三十条的规定给予的拘留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决定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诉之日起五日内作出裁决。
本条规定有两款，但是就这两款之间的符号表达有些混乱，不符合规范的法律规定格式。调解的这个本质特征不符合行政管理关系，当然也不符合全部的行政复议，至少是不符合主要的行政复议。
关于其他组织这一概念，在民法典编纂时已经经过明确的讨论[2]，最终使用了非法人组织这一概念。2023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且在《民法典》已经明确将非法人组织作为与自然人、法人并列的第三种法律主体类型的情况下，其他组织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了根据，建议将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在法律层面统一对民事主体的区分。这对于不是专门学习法律、没有专门研究的人来说就容易产生混乱。
比如，根据本法第27条之规定，海关、金融、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行为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受理。但是本修订草案只规定了第三人的这个术语，零散地规定第三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一些规则。
八、避免行政复议程序空转修订草案第63～65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销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是对于撤销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应当由哪一机关变更行政行为、如何变更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法并未作出规定。这不但不成体系，而且缺乏最重要的立法规则问题：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谁是第三人、当事人怎样加入行政复议？鉴于该法多个条文规定到第三人，所以我建议，在本法的第一章规定行政复议申请人之后，就应当对哪些人员属于第三人、他们如何进入行政复议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然后第二章在行政复议启动环节，应当对第三人申请的受理过程作出详细规定。
当然，他们同样享有提起行政复议的权利。公民这个概念，不论是依据我国宪法还是依据公认的法理，就是享有一个特定国家国籍的自然人。
来源：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学网2023年7月18日 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法 。七、明确行政复议案件中的第三人制度修订草案第15条在本法中首次涉及第三人这一概念。因此，从法律清晰这个角度，针对第65条，有如下几个建议：一是应当将第65条分为两个条文。调解应当遵循合法、自愿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责令履行没有意义。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我认为这个理解不妥，因为这个做法，可能会造成行政管理机关在法律规定之外行使职权、或者说不能严格依法行使职权、违背其职责的问题。该条文含义是积极的，有助于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促使行政复议工作法治化。
因此，行政复议法应当扩大案件受理范围，不能仅将行政机关对老百姓做出直接处理的案件以及行政机关对老百姓权利产生直接影响的案件作为受案范围，那些行政机关对老百姓权利做出基础性限制、最终间接影响老百姓权利的行政行为，亦应当作为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对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裁决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